走訪探尋：農村困難群眾對基層政府職能的弱視

連日來我下村入戶走訪基層貧困戶，深切地感受到弱勢群體生活的艱辛。年老體弱、身患疾病、家徒四壁、沒有生活來源等等一系列問題困擾著這些最基層最樸實的百姓家庭。凝望著他們一雙雙渴望的眼睛，聽著一個個關于貧苦的訴說，我總結發現基層困難群眾無不向往脫貧致富的生活，但很多時候由于不懂政策，他們不愿意尋求基層政府的幫助，基層政府的基本職能被他們弱視或者無視了。

習慣了害怕。陶艷華是高塘村三北組最可憐的孩子，她15歲時成了孤兒，也是在那一年她以高分考取了合肥一中北城校區。在農村這種重男輕女傳統思想尤盛的地區陶艷華的出生似乎就注定了她的人生會有些波瀾，她出生時是家里的第三個女兒，父母無情的把她抱養給她的養父，養父因為家境貧窮一輩子未婚，細心把她撫養大，供養她讀書，然而不幸的是她考高中那年養父不幸罹患癌癥，沒錢治療很快就病逝了，從那時起家里就只剩下她一個人了，每當學校放假她也只得回到養父給他留下的簡陋屋子里來。

“有時候一個人住會不會覺得害怕呢？”我心疼眼前這個讓人憐愛的小姑娘忍不住這樣問她，“如果說不怕你可能不太相信，其實我已經習慣了”。她說話時顯現出一種超越年齡的成熟感：“我覺得自己從小到大都是在害怕中度過。很小的時候可能還不懂怕的時候父母就離開我，把我抱養給我爸，最初上學時我害怕別的同學看不起我，可我無法改變我沒有完整家庭的事實，再后來我爸生病我害怕他丟下我一個人，結果他還是走了。現在家里只剩我自己了，沒有什么可失去了，也就無所謂害不害怕了。”她微笑著說完了這些，我知道這個笑容背后是緊咬牙關的堅強靈魂。

現在她的生活依靠那份不多的孤兒補助金維持著。“生活中有其他問題為什么不尋求我們政府幫忙解決呢？”我這么問她，她的回答是覺得沒有用也沒有必要。但我知道通過政府的協調可能她的親身父母會將其領回去撫養，因為成績優秀政府會給一些獎學金作為獎勵，“三心工程”落實中會確定專人對其進行幫扶，每年政府也會給一些慰問金......至少會讓現在的窘迫生活得以改善。

堅持自己的孝道。古語有云“百善孝為先”，贍養老人本就是為人子女應盡的義務，高塘村上龍組的彭大爺很好的向我們詮釋了何為最基本的孝道。彭大爺的老母親今年已達95歲高齡，老人出生在近一個世紀以前，經歷過動蕩年代命運的多舛可想而知。彭大爺告訴我老母親本是童養媳可家庭變故后來輾轉被賣到大戶人家，隨著世道的變故幾易其主，生育了好幾個孩子，最后臨老身邊只有他一個孩子愿意奉養她。這么多年彭大爺用自己的孝道堅持侍奉在老母親身邊，不離不棄。

 老奶奶其他的孩子早就不認她了，從來也不來看看她。彭大爺為此感到很痛心，他自己的生活也比較艱辛，加上老母親常年有病要吃藥，家里生活早已捉襟見肘。彭大爺還說他想為老母親申請一份低保，也想過要找到她其他的子女來共同承擔贍養義務，但他認為政府肯定不會管就放棄了。

有一份工作就行。陶勇同樣是這個村莊里苦命的人。他年輕時本是讀書的好苗子，好學、上進，但由于身患羊癲瘋他的學業沒能繼續下去，也沒能走出農村這片天地。依靠自己的勞動結婚成家后，妻子卻不幸在產后7個月生病去世了，他一個人辛勤勞動把女兒拉扯大，去年女兒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城高中。他如今面對的最大現實就是工作問題。

因為羊癲瘋會間歇性發作，他不能出去打工，僅靠種地根本無法維持女兒的學費和生活費。他原本在附近的窯廠碼磚，“去年干活時我被車子碰傷過一次，但當時害怕丟了飯碗我根本不敢要求賠償。可考慮到我的病，現在廠里也不想讓我再去干活了。”陶勇的這份工作來之不易，是村莊里有威望的一個老板為他作擔保爭取來的，但磚廠領導考慮到他如果犯病產生的損失不好追究，就一再地要把他辭退。

當我問他為什么不尋求政府幫助時，他同樣回答說因為不懂政策，認為政府肯定也無法給他幫助。

......

這些是我走訪中基層困難群眾生活的縮影。因為對政府職能和對國家政策的不了解，這些困難的老百姓日復一日地在艱難困苦中度日，他們原本可以尋求渠道改善現狀。比如，彭大爺可以通過司法途徑找到老人的其他子女與他共同承擔贍養老人的義務，陶勇可以通過政府就業指導中心為他爭取一份工作，這些都可以有效解決他們目前的生活難題，卻被他們弱視了。

    當前我們的基層政府已經轉變為“服務型政府”，最大的職能也已轉變為公共性服務，但通過走訪我發現基層群眾并沒有轉變認識，這與基層組織對政策的宣傳力度不足、基層群眾認為政府“高高在上”的固定思維沒有轉變有莫大的關系。當然通過一次兩次的走訪進行宣傳與引導效果還是微弱的，要想從根本上轉變群眾的這種固定認識還是要不斷加大政府的服務力度，不僅要加強對惠民政策的宣傳貫徹，也要開辟服務窗口，提供熱情主動的服務。(馬芹芹)